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，罗瑞卿大将正担任公安军司令员，尽管公安军属于“小军种”，他却稳稳跻身大将之列；同为军兵种主官炒股票配资，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作为大军种司令，同样被授予大将军衔；此外，时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，也获得了大将殊荣。
既然这些军兵种司令员均获评大将，那么地位举足轻重、在国防建设中作用关键的人民空军，其首任司令员刘亚楼，为何仅被授予上将军衔？这一疑问，始终让不少关注军史的人感到困惑。
其实，用“军兵种司令就该评大将”的简单类比来质疑此事，是不够严谨、存在偏差的。因为1955年授衔的核心依据，并非仅仅看将领们授衔时的实时军职，更要综合考量其在红军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的资历深浅、任职层级，以及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总体贡献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隐性因素——山头代表性。授衔时的现行军职，只是众多考量维度之一，并非决定性因素，权重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
最具代表性的例子，便是开国第二大将徐海东。他因伤病困扰，缺席革命战争一线十余年，但凭借红军时期立下的卓越功勋，早已锁定大将名额。可按照当时的评衔规则，没有军内实职的将领无法参与授衔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确保徐海东能够顺利参评，1954年他被特别增选为中央军委委员，以此匹配评衔所需的实职要求。
要知道，中央军委委员这一身份在当时地位极高。反观刘亚楼，即便身为空军司令员，手握重权、责任重大，却并未获得这一身份。事实上，军委委员未必需要负责具体的专项工作，徐海东在当选后依然可以安心养病，这一安排的核心目的，就是为了解决他的评衔资格问题。由此可见，授衔时的具体军职，并非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，有固然重要，但绝非唯一标准。
单就刘亚楼首任空军司令员这一职务而言，其分量足以支撑大将授衔，但正如前文所述，现行军职只是参考项之一。刘亚楼的革命履历其实十分过硬：解放战争时期，他曾担任野战军参谋长、四野主力兵团司令员，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；红军时期，他也曾出任中央红军师长、师政委，历经战火淬炼，这些丰富的经历，早已稳稳保障了他的开国上将军衔。
但也仅仅是上将军衔而已，想要跻身大将之列，他的履历仍有明显短板，核心问题就出在全面抗战阶段的经历缺失上。1939年，刘亚楼受组织委派，前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这一去便是6年，期间未能直接参与国内的对日作战。尽管此次出国学习是组织安排，并非个人原因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军事履历的完整性，甚至在这一维度上，还不及多数开国上将。就连他最终能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，都实属不易。与之类似，同为开国上将的李天佑，也因长期在苏联接受治疗、参与学习，1955年授衔时仅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。
因此，即便刘亚楼军事才干出众，建国后执掌着空军这一关键大军种，也未能像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那样获评大将，核心原因还是他的总体资历稍显不足。至于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，实事求是地说，他的个人履历未必比刘亚楼更突出，顶多算是旗鼓相当。但前文提到的山头代表性，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：许光达是贺龙麾下红二军团的核心代表，在大将层级，他需要承担起“扛山头”的角色，代表红二军团的革命功绩；而刘亚楼所属的中央红军，人才济济、将星云集，在大将序列中，并不需要他来作为代表，这也成为他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的重要原因。
在最终确定的十大将方案中，刘亚楼并未入围；1955年初拟定的十五大将方案里，也没有他的名字；唯有备选的二十二大将方案中，才出现了刘亚楼的身影。但最终，元帅和大将均确定为十位，刘亚楼最终被授予正兵团级上将军衔，成为开国上将中的杰出代表。
近年来，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：四野“101”曾在大授衔前夕，专门为自己的爱将刘亚楼申请大将军衔，全力为其争取，却未能成功。这一传言的真实性究竟如何？经过笔者近期的专门查证，目前尚未找到任何权威资料能够佐证此事，市面上流传的相关说法，基本都来自自媒体文章，缺乏可靠依据。
结合“101”建国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炒股票配资，这段时期他正处于养病阶段，很少过问军队日常事务，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真正重新投身工作。再加上他自身特殊的性格与行事风格，突然为了个别老部下的军衔问题，打破常规出面“护犊子”的可能性，其实是非常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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